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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自由的軌道:中國外貿體制變遷記
來源：中國經濟網 | 發(fā)布日期：2014-06-17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國商人，是帶著“西方商場中有50萬種商品，中國商場里卻只有10萬種商品”的求財夢進入外貿行業(yè)中去的。一個歷史上“內向”的巨大的國家，近20余年向世界敞開經脈并求得商品共融，雖憧憬明確，身處變遷當中，又談何容易？
憧憬落空
48歲的陳子榮已經是外貿行業(yè)的“老江湖”了。他曾經在國營外貿公司工作了10多年，10年前辭職下海，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公司，專門從事紡織品和服裝的對外貿易。
談及自己的生意經，陳子榮滿懷信心，說到未來的貿易環(huán)境變動，陳卻不無憂慮�！拔椰F在只關心兩件事，一是，2007年的配額制度怎么實行，再就是歐美的反傾銷、特保措施什么時候能平息�！�
盡管擁有了自己的外貿公司，但出于體制的約束，陳不得不把公司長期掛靠在一家擁有外貿經營權的國有大公司下面，語氣中顯露出幾分無奈�！耙郧拔覀冏鐾赓Q，沒有‘合法’身份，做生意要蓋外貿公司的章，財務也得通過他們走賬，還要交管理費�！�
從國有到私營，經歷了政策變動的風風雨雨，類似陳子榮這樣從事外貿經營的個人公司，正是中國外貿體制變遷的一個縮影。
陳所擔心的“協議配額制度”，說的是明年即將實行的新的紡織品出口貿易管理辦法。2006年9月18日，商務部發(fā)布了2006年21號令，也就是新的《紡織品出口管理辦法》(試行)，它將取代2005年9月22日發(fā)布的《紡織品出口臨時管理辦法》，新《辦法》從2007年1月1日起生效，強調相關主管部門的統(tǒng)一協調作用，提高配額的利用效率，降低配額的時間成本和使用成本，鼓勵優(yōu)勢企業(yè)優(yōu)先出口，提高我國紡織品出口盈利質量。
“有了配額才能出口，配額對于我們外貿公司來說就意味著利潤。目前的配額制度其實是有意扶持龍頭企業(yè)的出口利益，這對于我們這些民營的‘地方隊’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标愖訕s直言不諱，“兩年前，私營的貿易公司得以‘正名’，但現在看來，貿易體制的政策制定還是傾向于國有貿易公司�！�
2004年7月1日，在經過10年等待之后，我國開始實行修訂后的《對外貿易法》。該法案規(guī)定，對外貿易經營者是指依法辦理工商登記或者其他執(zhí)業(yè)手續(xù)，依照修訂后的對外貿易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的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個人。與1994年的《對外貿易法》相比，這意味著中國的自然人可以名正言順地從事對外貿易了。
按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學院院長張漢林的觀點，1994年的外貿法本來就是“一個過渡”，是從計劃經濟壟斷到市場經濟制度之間的過渡體制，是基于我國現代企業(yè)制度未真正確立、國家宏觀調控對外貿易的經濟手段尚不能順暢運用而實行的。
但現實的情況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1994年開始，中國外經貿獲得了迅速的發(fā)展，對外貿易額從1994年的2366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8512億美元，居全球第四位，開始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貿易環(huán)境的變化，已經使得1994年外貿法對于外貿經營資格的規(guī)定，不再適應中國外貿格局的迅速發(fā)展。
但在短暫的欣喜過后，中國的個人外貿經營者卻遭遇了現實的障礙，很難與國有外貿公司平起平坐。以廣交會為例，按照相關交易組委會的規(guī)定，參展企業(yè)的年出口額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而個人經營外貿一般都規(guī)模偏小，難以達標，因此也很難在廣交會這樣的大型外貿洽談會上登堂入室。廣東省外經貿廳有關負責人也曾經表示，廣交會作為“中國第一展”席位有限且要求較高，個人想要進入廣交會還有一定難度。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谷永江曾經指出，專業(yè)外貿公司壟斷外貿進出口，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產物，這種實際上由政府壟斷外貿經營權的做法，無疑在有外貿經營權和無外貿經營權的企業(yè)之間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其結果就是限制了市場、限制了競爭。
改革路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的外貿體制變遷經歷了四個階段，其間圍繞著“市場化”改革坐標展開。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外貿體制，主要是“集外貿經營與管理為一體、政企不分、統(tǒng)負盈虧的外貿管理體制”，中央政府以指令性計劃直接管理少數的專業(yè)性貿易公司進行進出口貿易。
“作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對外貿易制度的改革是在1984年以后才真正開始的，其間中國的經營外貿就只是通過這些為數不多的企業(yè)進行，壟斷在這些企業(yè)形成也就自然而然了。”張漢林說。
從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這個時期，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放開部分貿易經營權(包括對外資企業(yè))，以及貿易公司自主化改革。外貿企業(yè)開始實行政企分開、外貿代理制、簡化外貿計劃內容、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等微觀層面的改革，之后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地方政府、外貿專業(yè)總公司和工貿總公司向中央承包出口收匯、上交外匯和經濟效益指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外貿公司主要的作用，是國家通過控制流通領域進而控制生產領域。但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步步深入，國家對這種手段的依賴性勢必越來越弱�！�
從1992年開始，中國的貿易政策改革已經開始以符合“國際規(guī)則”為導向。在進出口管理上，1992年中國取消進口調節(jié)稅；1994年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此后多次降低關稅，整體關稅已經與國際平均水平大為接近，與世界市場更加接近。
此外，中國的進口配額及其他的非關稅措施數量也在逐年減少。1994年，中國頒布了第一部《對外貿易法》，開始了系統(tǒng)地完善外經貿領域法律法規(guī)的改革階段。以國際規(guī)范為目標，在貨物貿易、外資、知識產權、反傾銷等各個領域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guī)，同時政府的政策透明度也不斷加強。
隨著中國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外貿體制變革進入了第四個階段，中國的外貿政策逐漸與國際貿易體制接軌，與發(fā)達國家經貿互補性明顯，對世界經濟的良性影響也逐漸加大。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從2005年1月起外貿由審批制全面轉為登記制，在貿易權方面給予所有外國個人和企業(yè)不低于中國企業(yè)的待遇。
但在中國外貿體制與國際全面接軌的同時，中國迅猛增長的出口貿易使得“中國制造”引起了主要貿易經濟體的擔心和抵制。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懸而未決，也給中國外貿體制的未來變遷帶來了一個新課題。
歧視性條款之咎
最讓陳子榮擔心的，是歐洲和北美主要國家針對中國的外貿出口企業(yè)，不斷發(fā)起的反傾銷、“特�！钡荣Q易保護措施。陳所在的紡織品和服裝貿易行業(yè)，最近兩年不斷遭遇歐洲和美國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訴訟，使得本來就利潤微薄的外貿行業(yè)更加捉襟見肘，“生意更加難做了”。
在這背后，是中國急速上升的外貿依存度。據統(tǒng)計，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保持在10%以下的水平上下波動，處于峰值的1955年也僅為12.1%，經濟轉型之初的1978年，外貿依存度甚至只有9.8%。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外貿依存度呈現出梯級增長的發(fā)展態(tài)勢，尤其是1994年以后，外貿依存度呈現持續(xù)增長態(tài)勢，當年首次超過40%的較高發(fā)展水平，2000年外貿依存度已超過1994年的水平，達到44.5%。
近年來對外貿易重新步入高增長的發(fā)展階段。從國際上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美國的對外貿易只占其GDP的20%；而日本作為海島型經濟，且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外貿依存度也未超過30%。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偏高。
過高的外貿依存度給“中國制造”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國際貿易摩擦。加入WTO之后，“歐美各國針對中國產業(yè)發(fā)起貿易保護的理由也不再是單一的“反傾銷”，而是加之以“特�！�、“反補貼”、“市場擾亂”等手段，由此發(fā)生的各種案件讓中國的出口企業(yè)自顧不暇。有人把這些名目繁多的國際貿易爭端歸咎為當年中國入世談判時簽下的部分歧視性條款，但最終的根源卻是出于“利益交換”而承認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條款。
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教授概括了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四個歧視性條款”，即針對出口中國產品為期12年的“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為期15年的“過渡性審議機制”、為期15年的紡織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為期15年的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條款�！斑@些條款不僅僅是歧視性的，而且可以認為是一種貿易制度安排的‘灰色區(qū)域’，其法律有效性并不完全明確，仍存在爭議。主要是在少數國家持續(xù)的政治、經濟壓力下產生的這些歧視性條款，賦予有關國家根據其國內法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進行單方面判斷，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
在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最后階段，美國首先提出了“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當時中國入世談判一拖十多年懸而不決，主要的談判對手美國等國始終堅持在一般保障條款、特殊保障條款和反傾銷條款等三方面寸步不讓。
從大局考慮權衡利弊，中國采取了“先付點代價，多爭取時間促進發(fā)展”的策略，作出了“戰(zhàn)術性的妥協”。出于交換，主要的談判國家也承諾中國在汽車、金融、電信等許多領域的相關保留，實質上賦予了中國對幼稚產業(yè)、支柱產業(yè)和基礎建設產業(yè)的一種“特別保護權”。
作為一種“利益交換”，中國同意其他成員國可以在中國加入WTO后15年內，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入世之后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由此確立。這一歧視性條款的簽署，如今成為引起歐美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曾經表示，當時簽署這些歧視性條款是一種“戰(zhàn)術型妥協”，不能把當前貿易摩擦頻發(fā)歸咎為這些條款的簽訂。
“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到2008年12月31日止，中國的紡織品與服裝一旦給進口成員造成市場擾亂，則該成員可以提出磋商請求并提供相關證明材料。在收到磋商請求后，中國應主動控制相關產品的出口數量。如磋商不能達成一致，則上述限制應繼續(xù)，但實施期不得超過一年�！边@是中國入世協議中對紡織品有直接限制的條款，主要包括工作組報告書中242條款和協定書里的15條、16條，這也成為歐美國家發(fā)起特保、限制等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
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摩擦，不僅影響中國外貿企業(yè)的生存環(huán)境，更直接的負面影響，是給中國的外貿企業(yè)造成相當黯淡的出口預期，甚至擔心出口關稅增加而不再敢接受來自歐美的長期訂單，而傾向于選擇“快進快出”的短期訂單來規(guī)避國際貿易和政策風險。
“辛辛苦苦做生意，但貿易摩擦一來，什么都沒了�！标愖訕s憂心忡忡，“未來怎么樣，還得看國家的政策�！�
憧憬落空
48歲的陳子榮已經是外貿行業(yè)的“老江湖”了。他曾經在國營外貿公司工作了10多年，10年前辭職下海，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公司，專門從事紡織品和服裝的對外貿易。
談及自己的生意經，陳子榮滿懷信心，說到未來的貿易環(huán)境變動，陳卻不無憂慮�！拔椰F在只關心兩件事，一是，2007年的配額制度怎么實行，再就是歐美的反傾銷、特保措施什么時候能平息�！�
盡管擁有了自己的外貿公司，但出于體制的約束，陳不得不把公司長期掛靠在一家擁有外貿經營權的國有大公司下面，語氣中顯露出幾分無奈�！耙郧拔覀冏鐾赓Q，沒有‘合法’身份，做生意要蓋外貿公司的章，財務也得通過他們走賬，還要交管理費�！�
從國有到私營，經歷了政策變動的風風雨雨，類似陳子榮這樣從事外貿經營的個人公司，正是中國外貿體制變遷的一個縮影。
陳所擔心的“協議配額制度”，說的是明年即將實行的新的紡織品出口貿易管理辦法。2006年9月18日，商務部發(fā)布了2006年21號令，也就是新的《紡織品出口管理辦法》(試行)，它將取代2005年9月22日發(fā)布的《紡織品出口臨時管理辦法》，新《辦法》從2007年1月1日起生效，強調相關主管部門的統(tǒng)一協調作用，提高配額的利用效率，降低配額的時間成本和使用成本，鼓勵優(yōu)勢企業(yè)優(yōu)先出口，提高我國紡織品出口盈利質量。
“有了配額才能出口，配額對于我們外貿公司來說就意味著利潤。目前的配額制度其實是有意扶持龍頭企業(yè)的出口利益，這對于我們這些民營的‘地方隊’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标愖訕s直言不諱，“兩年前，私營的貿易公司得以‘正名’，但現在看來，貿易體制的政策制定還是傾向于國有貿易公司�！�
2004年7月1日，在經過10年等待之后，我國開始實行修訂后的《對外貿易法》。該法案規(guī)定，對外貿易經營者是指依法辦理工商登記或者其他執(zhí)業(yè)手續(xù)，依照修訂后的對外貿易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從事對外貿易經營活動的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個人。與1994年的《對外貿易法》相比，這意味著中國的自然人可以名正言順地從事對外貿易了。
按照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學院院長張漢林的觀點，1994年的外貿法本來就是“一個過渡”，是從計劃經濟壟斷到市場經濟制度之間的過渡體制，是基于我國現代企業(yè)制度未真正確立、國家宏觀調控對外貿易的經濟手段尚不能順暢運用而實行的。
但現實的情況已經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1994年開始，中國外經貿獲得了迅速的發(fā)展，對外貿易額從1994年的2366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8512億美元，居全球第四位，開始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貿易環(huán)境的變化，已經使得1994年外貿法對于外貿經營資格的規(guī)定，不再適應中國外貿格局的迅速發(fā)展。
但在短暫的欣喜過后，中國的個人外貿經營者卻遭遇了現實的障礙，很難與國有外貿公司平起平坐。以廣交會為例，按照相關交易組委會的規(guī)定，參展企業(yè)的年出口額需要達到一定的標準，而個人經營外貿一般都規(guī)模偏小，難以達標，因此也很難在廣交會這樣的大型外貿洽談會上登堂入室。廣東省外經貿廳有關負責人也曾經表示，廣交會作為“中國第一展”席位有限且要求較高，個人想要進入廣交會還有一定難度。
原外經貿部副部長谷永江曾經指出，專業(yè)外貿公司壟斷外貿進出口，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產物，這種實際上由政府壟斷外貿經營權的做法，無疑在有外貿經營權和無外貿經營權的企業(yè)之間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其結果就是限制了市場、限制了競爭。
改革路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的外貿體制變遷經歷了四個階段，其間圍繞著“市場化”改革坐標展開。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外貿體制，主要是“集外貿經營與管理為一體、政企不分、統(tǒng)負盈虧的外貿管理體制”，中央政府以指令性計劃直接管理少數的專業(yè)性貿易公司進行進出口貿易。
“作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對外貿易制度的改革是在1984年以后才真正開始的，其間中國的經營外貿就只是通過這些為數不多的企業(yè)進行，壟斷在這些企業(yè)形成也就自然而然了。”張漢林說。
從改革開放到上世紀90年代初的這個時期，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放開部分貿易經營權(包括對外資企業(yè))，以及貿易公司自主化改革。外貿企業(yè)開始實行政企分開、外貿代理制、簡化外貿計劃內容、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等微觀層面的改革，之后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地方政府、外貿專業(yè)總公司和工貿總公司向中央承包出口收匯、上交外匯和經濟效益指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外貿公司主要的作用，是國家通過控制流通領域進而控制生產領域。但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步步深入，國家對這種手段的依賴性勢必越來越弱�！�
從1992年開始，中國的貿易政策改革已經開始以符合“國際規(guī)則”為導向。在進出口管理上，1992年中國取消進口調節(jié)稅；1994年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此后多次降低關稅，整體關稅已經與國際平均水平大為接近，與世界市場更加接近。
此外，中國的進口配額及其他的非關稅措施數量也在逐年減少。1994年，中國頒布了第一部《對外貿易法》，開始了系統(tǒng)地完善外經貿領域法律法規(guī)的改革階段。以國際規(guī)范為目標，在貨物貿易、外資、知識產權、反傾銷等各個領域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guī)，同時政府的政策透明度也不斷加強。
隨著中國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外貿體制變革進入了第四個階段，中國的外貿政策逐漸與國際貿易體制接軌，與發(fā)達國家經貿互補性明顯，對世界經濟的良性影響也逐漸加大。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從2005年1月起外貿由審批制全面轉為登記制，在貿易權方面給予所有外國個人和企業(yè)不低于中國企業(yè)的待遇。
但在中國外貿體制與國際全面接軌的同時，中國迅猛增長的出口貿易使得“中國制造”引起了主要貿易經濟體的擔心和抵制。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懸而未決，也給中國外貿體制的未來變遷帶來了一個新課題。
歧視性條款之咎
最讓陳子榮擔心的，是歐洲和北美主要國家針對中國的外貿出口企業(yè)，不斷發(fā)起的反傾銷、“特�！钡荣Q易保護措施。陳所在的紡織品和服裝貿易行業(yè)，最近兩年不斷遭遇歐洲和美國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訴訟，使得本來就利潤微薄的外貿行業(yè)更加捉襟見肘，“生意更加難做了”。
在這背后，是中國急速上升的外貿依存度。據統(tǒng)計，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保持在10%以下的水平上下波動，處于峰值的1955年也僅為12.1%，經濟轉型之初的1978年，外貿依存度甚至只有9.8%。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外貿依存度呈現出梯級增長的發(fā)展態(tài)勢，尤其是1994年以后，外貿依存度呈現持續(xù)增長態(tài)勢，當年首次超過40%的較高發(fā)展水平，2000年外貿依存度已超過1994年的水平，達到44.5%。
近年來對外貿易重新步入高增長的發(fā)展階段。從國際上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美國的對外貿易只占其GDP的20%；而日本作為海島型經濟，且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外貿依存度也未超過30%。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經偏高。
過高的外貿依存度給“中國制造”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國際貿易摩擦。加入WTO之后，“歐美各國針對中國產業(yè)發(fā)起貿易保護的理由也不再是單一的“反傾銷”，而是加之以“特�！�、“反補貼”、“市場擾亂”等手段，由此發(fā)生的各種案件讓中國的出口企業(yè)自顧不暇。有人把這些名目繁多的國際貿易爭端歸咎為當年中國入世談判時簽下的部分歧視性條款，但最終的根源卻是出于“利益交換”而承認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條款。
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教授概括了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四個歧視性條款”，即針對出口中國產品為期12年的“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為期15年的“過渡性審議機制”、為期15年的紡織品過渡性保障機制；為期15年的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條款�！斑@些條款不僅僅是歧視性的，而且可以認為是一種貿易制度安排的‘灰色區(qū)域’，其法律有效性并不完全明確，仍存在爭議。主要是在少數國家持續(xù)的政治、經濟壓力下產生的這些歧視性條款，賦予有關國家根據其國內法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進行單方面判斷，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
在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的最后階段，美國首先提出了“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問題。當時中國入世談判一拖十多年懸而不決，主要的談判對手美國等國始終堅持在一般保障條款、特殊保障條款和反傾銷條款等三方面寸步不讓。
從大局考慮權衡利弊，中國采取了“先付點代價，多爭取時間促進發(fā)展”的策略，作出了“戰(zhàn)術性的妥協”。出于交換，主要的談判國家也承諾中國在汽車、金融、電信等許多領域的相關保留，實質上賦予了中國對幼稚產業(yè)、支柱產業(yè)和基礎建設產業(yè)的一種“特別保護權”。
作為一種“利益交換”，中國同意其他成員國可以在中國加入WTO后15年內，將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入世之后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由此確立。這一歧視性條款的簽署，如今成為引起歐美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曾經表示，當時簽署這些歧視性條款是一種“戰(zhàn)術型妥協”，不能把當前貿易摩擦頻發(fā)歸咎為這些條款的簽訂。
“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到2008年12月31日止，中國的紡織品與服裝一旦給進口成員造成市場擾亂，則該成員可以提出磋商請求并提供相關證明材料。在收到磋商請求后，中國應主動控制相關產品的出口數量。如磋商不能達成一致，則上述限制應繼續(xù)，但實施期不得超過一年�！边@是中國入世協議中對紡織品有直接限制的條款，主要包括工作組報告書中242條款和協定書里的15條、16條，這也成為歐美國家發(fā)起特保、限制等貿易保護措施的主要依據。
愈演愈烈的國際貿易摩擦，不僅影響中國外貿企業(yè)的生存環(huán)境，更直接的負面影響，是給中國的外貿企業(yè)造成相當黯淡的出口預期，甚至擔心出口關稅增加而不再敢接受來自歐美的長期訂單，而傾向于選擇“快進快出”的短期訂單來規(guī)避國際貿易和政策風險。
“辛辛苦苦做生意，但貿易摩擦一來，什么都沒了�！标愖訕s憂心忡忡，“未來怎么樣，還得看國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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